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很早之前就想写出来，真的是难以下笔，以往的一幕一幕在眼前一次一次的浮现，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剧痛着，痛得我近乎于窒息——
2012年二月某一天的夜里10点左右、在外给客人送货时接到了三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说妈妈再一次脑出血发作，那时妈妈79岁。现在正在icu抢救。抓紧时间快回来吧。
回到大連后才渐渐知道了一些细节，妈妈与妹妹一起生活，那天妹妹下班回到家时已经是七点多了，那时妈妈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所以妈妈是几点发病的只可以推测，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与妈妈通过电话，那次我与妈妈聊了很久（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通话）所以妈妈应该是在三点至七点之间发病的。
妈妈入住在大連铁路医院，那里的icu不可以进入、每天只可以通过视频看病人的样子，每天早上大夫查完房之后在病房入口处听大夫讲解病人的现状与病情。 … 妈妈的主治大夫最初告诉我们说病人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为了给妈妈更好的治疗，给妈妈的主治大夫递去了红包。
收过红包的大夫果真是不一样的。她详细的解释了妈妈目前的情况：病人现在是脑部淤血和脑水肿，治疗方案有两个。一是手术治疗，二是保守治疗。手术治疗就是通过手术将脑中的淤血和脑积水抽出来，鉴于病人的年龄，不建议采取手术治疗，后果要么是下不了手术台，要么是植物人。保守治疗是切开喉咙，打流食。因为病人已经不能够自主呼吸，回复的好的话或许会有一点点希望，但是你们的母亲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根据我目前的一些经验，我建议你们放弃治疗，让你们的妈妈安静的走吧。比你们有钱的多得是，更何况你们姐妹的经济状况看来不是很好。
听完大夫的解释后，除了嫂子之外（哥哥在前几年因交通事故去世了）的姐妹六个们开了个小会议，最终达成的意见是保守治疗，切开喉管，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给妈妈治疗，万一要是成了植物人的话，我们姐妹轮流照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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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真的是如大夫所说，妈妈真的就再也没有讲过一句话，再也没有用嘴吃过一口饭——
最难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些。决定是否给妈妈做康复治疗才是最难的事情。因为康复治疗不属于保险范围之内。姐妹六个投票决定，大姐二姐三姐的意见是放弃康复，因为已经咨询过一些大夫，说是不会有见效。四姐与妹妹坚持康复治疗，因为是大連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某位已经退休了专家（那时这位专家被聘请为大連铁路医院的副院长，坐诊开药，所开的药全是非医院处方，需要到大連同仁堂抓药的）极力推荐康复治疗。并且有好多个通过康复而康复了的病例。最终的决定票落在了我这里。
左右为难的我跟老公谈了几个晚上，最终作出了属于我自己的决定。
同意康复治疗、但是如果在三个月之内如果没有任何见效时，立即停止康复治疗。那是前年五月份的事情。
那时妈妈的已经全部用完了（十万左右人民币，妈妈是有医疗保险的），以后所有的开支是要姐妹六个共同承担的。大姐夫去世早，大姐只有一点点微薄的退休工资，二姐由于是农民（在爸爸平凡回城时因为二姐已经结婚了所以没有能够跟妈妈一起回城），所以没有太多的积蓄，刚好在妈妈住院期间发现二姐患有脑垂体瘤，所以能够拿出钱的只有三姐，四姐，妹妹与我，再加上妈妈的退休年金。
不知道最初康复的那几月真的是妈妈有了好转还是由于妹妹与四姐抱有太多的期望，妈妈的康复治疗之路一直坚持了一年多。姐妹们人均负担了十几万。因为资金的原因最终停止了妈妈的康复治疗。那是去年五六月份的事情。
妈妈现在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由一位专业护工（护工的月工资4000多，吃住与妈妈在一起）与妹妹共同照理。日常开支来由妈妈的年金和三姐，四姐，妹妹与我共同承担，每月平均2000元，三姐说实在是支付不起了，只同意每月拿出1000元。
现在姐妹们因为妈妈的事情，已经近乎于不相往来——–
照顾妈妈的路还很漫长，现在唯有小妹一直在妈妈身边。妈妈应该是幸福的。在山東的大姐二姐三姐已经没有了音讯，在南方的四姐偶尔回大連几次，而我更回去不了几次的。
对于当初的选择不能够说是对与错，妈妈看起来真的是好痛苦的，尤其是用吸管给妈妈吸痰时，因呼吸不上来被憋得满脸涨紫时，每每此时我便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那时真的是应该让妈妈安静的离开。每每此时我的心都会剧痛、痛的我近乎于窒息。痛恨身为女儿的无能，不能够分担母亲的一点痛。
记得刚好是妈妈得病期间在大連时看过一起节目，跟我们家的情况类似。节目中在讨论道德与亲情。其实不仅仅是个人，家庭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社会的问题。
作为当事人，我只想说，如果有可能，我愿与母亲长相守。只要母亲是幸福的。